从慈善力量的结构来看，近代体育义赛推动了慈善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治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多以官方机构为核心，民间慈善资源相对薄弱，而近代体育义赛通过整合政界、体育界、文艺界、工商界、学界等不同社会群体，出现了跨领域联合举办赛事的现象，一场比赛往往汇集多方力量。例如，1939年1月，中国新闻记者公会为筹款赈济难民举办的足球义赛中，“派伶星足球队出场，与记者足球队对抗……派出女生担任表演各种新异体操，并有男生举行各种惊人表演……劝销奖券者，则请女明星与名媛担任”。由此形成了跨越阶层和行业的协作社群网络，这种结构变化打破了传统慈善的阶层壁垒，加速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推动中国体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有学者指出，“体育义赛表演是严肃的爱国行动”，体育义赛超越了传统体育的教化和娱乐功能，发挥了体育在强化国家民族认同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南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将赛事宣传与民族救亡紧密联系，赋予体育义赛更深层的含义，强调“义赛一方面可以在抗战期中站在体育的岗位做些救亡工作，一方面可以增加港澳间侨胞们的情感和团结精神”。1938年10月，星队、中青队、南华队、钟声队四个团体联合组织篮球筹赈义赛，《大公报》发出“体育界救国，不应落人后……救国要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实不容多加考虑了”的呼吁，有效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和爱国捐赠动力。全面抗战爆发后，球王李惠堂辗转于“广东的韶关、五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共举办了138场义赛，收入全部用于捐助救灾”，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体育义赛不仅停留在身体层面的“体育救国”，而是将体育与民族情感紧密连接，转化为民族主义爱国实践，实现了体育社会功能的战略性升级。由此可见，中国近代体育义赛在慈善理念、救济范围、慈善主体、募集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均与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存在差异，突破了传统慈善活动的局限，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